首入白马寺的天竺僧——摄摩腾

汉明帝“永平求法”时，随汉使者返回洛阳的有两面位天竺高僧，一为摄摩腾，一为竺法兰。相传摄摩腾译出了《四十二章经》。后来二高僧在洛阳城西白马寺弘法传教，最后二僧图寂于此寺。现今，白马寺山门内中轴甬路两侧有二高僧墓，东为摄摩腾墓，右为竺法兰墓。寺后院清凉台上有摄、兰二僧殿。

摄摩腾，本籍中天竺人。有美好的风度和仪表。能解大、小乘经典。平时，以游行宣教作为自己的任务。

摄摩腾在游经天竺的一些附庸小国时，宣讲《金光明经》。当时，正遇上敌人来侵犯边境，摄摩腾看到这种情况思考着：“经里说‘能够宣讲这种经法，就会被地神所保护，使所有人居平安快乐。’现在战争刚刚开始，这次战争竟然对国家有益吗？”于是，他发誓以忘掉自身的得失，亲自对前方去作劝和的工作。结果，敌我两国交相友好，因此，摄摩腾的声名流传到各地。

东汉永平年间，明帝夜里梦见一们金人，从空中飞来。第二天，明帝就召集群臣来占断梦中见到的事。博古通今的大臣傅毅，奉命回答：“臣听说西域有神，他的名子叫‘佛’，陛下梦见的，会一定是他。”明帝认为傅毅说的很正确，于是就派遣郎中蔡忄音、博士弟子秦景等人，以使节的身份前往天竺国，寻找访求佛法。蔡忄音等人在天竺国遇见了摄摩腾，便邀请他一同返回汉地。

摄摩腾，矢志不移，弘教扬法，不惧一切疲劳和痛苦，竟然长途拔涉，经过西域 大沙漠，到达东汉京都洛阳。汉明帝很欣赏他的伟传教风范，特意迎接，在洛阳西域门外建立寺院，让他住在寺内，这是汉地有西域僧人之始。

但是，佛教大法开始东传，还同没有归一的信教人，所以，佛教蕴含着的深奥妙解，还没有来得及扩大宣扬，后不久，摄摩腾在洛阳去世。

有文字记载说：摄摩腾译出《四十二章经》一卷，开始封藏在兰召石室第十四间里边。摄摩腾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今天洛阳城西雍门外的白马寺。

相传说，外国国王曾经下令要毁坏天下寺庙，只有招提寺没有来得及毁坏。这天夜里，有一匹白马环绕寺塔发出悲哀的鸣叫声。这马的悲鸣声，启发了国王，国王立即停止了毁坏寺庙的行动。于是改“招提”而为“白马”。所以，天下很多寺大多取了这个名子，这就是白马寺的由来。

首入白马寺的天竺僧——竺法兰

竺法兰，亦是中天竺人，他自己说过能诵“经”、“论”数万章，成为天竺佛教学者的老师。

当时，蔡愔己经到了天竺国，竺法兰和摄摩腾，共同相伴着游行宣教，这一天，他俩一同前去蔡愔等人的住地时，恰巧被当地的学徒们所拦阻求教，他俩只好停止前行。竺法兰于是就抄近路赶到了蔡愔们的住所。

竺法兰、摄摩腾同汉人求法者一起，跋涉万里，风尘仆仆到了洛阳，不多久，竺法兰就纯熟地学会了汉语。

蔡愔在西域获得了不少佛教典籍，竺法兰根据情况翻译了其中的《十地断经》、《佛本经》、《法海藏》、《佛本经》和《四十二章经》等五部。后来都城洛阳，贼寇作乱。竺法兰所译的五部佛经，有四部失掉了大半，没有传到江南。只有《四十二章经》现今仍存在，总共有二千多字。汉地被存下来的佛教经典，只有这一部算是最早的了。

蔡愔又在西域得到了一副画释迦牟尼的站像。这是优田王檀香木像师的第四件名作。蔡愔带回洛阳后，明帝亲眼过目全像，十分高兴，就命画工临摩下来，放置在清凉台里边，和显节陵上。那幅从西域带回的旧像己经不存在了。

相传西汉武帝时，在长安开掘昆明池，挖到湖底纯是黑灰，而人们见了甚是惊异，就有人去问东方朔。东方朔说：“我不确知这是什么东西，可以问问西域人。”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解。后来，竺法兰到洛阳，众人又回忆起这件事，便问竺法兰。竺法兰说：“世界终结完了，遭劫之火在地洞中燃烧，昆明池底的黑灰就是啊！”到这时，西汉东方朔的话，算是有了验证，相信竺法兰说法的人很多。

竺法兰，最后在洛阳去世，享年六十余岁。

佛经翻译家——安世高

“永平求法”，佛教始传洛阳。传教经典只有唯一的从天竺取回的《四十二章经》。此后，百年之间，佛教信仰依附于道教，与道教并存、传布。即无教团组织，也无汉族僧人。自汉桓帝时，安世高来洛阳传教，通过翻译佛教经典，佛教经义，将佛教作了系统介绍，汉人对佛教有多面的了解，信仰佛教的人，也才有少转多，小乘禅法，由汉到魏盛行两代，安世高收的汉人佛学弟子，曾一传再传，史有载籍，其禅法流传至今达1800余年，佛教东传，安世高可谓天下第一僧人。

一 立志入佛

安清，字世高，汉西域安息国的王子。自幼谦虚好学，孝顺父母，就获得了一个孝子名声。安世高天生聪明，好学不倦。少年时，就通晓各门学问，如天文、地理、医术等。他善于观察天象变化，从中推测吉凶祸福；他还精通医术，能够观察病人气色，判断病情对症下药，妙手回春。他热爱大自然，常到山林中与鸟兽作伴，注意倾听它们的叫声观察它们的活动，慢慢地就理解了这些动物的语言。这些鸟兽见他来了就围绕在他的周围，有的蹦蹦跳跳，有的唧喳鸣叫，好象表示欢迎。有一天，他邀请几个同伴出外施游，半路上，有一群燕子呢呢喃喃迎面飞来，擦顶而过，他当即对同伴笑着说：“这群燕子是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前边有人给我们准备好了饭菜，可让大家饱餐一顿，快走吧！”大家不解的走着，不一会儿，就发现了路边摆着热气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待大家饱餐之后，都十分赞赏安世高的神异的才能，这个奇特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安息国，世高一时名声大震。

安世高虽出身王子，荣华富贵，声色犬马，可极尽所用，但他视如粪土，不屑一顾，一心一意崇信佛教，恪守佛教戒律，从不涣慢自己。王廷对他也不另外要求。正在他入定修持之时，突然传来父王驾崩的噩耗，登时，如晴天霹雳，世高不知所措。对这一个孝顺王子来说，理所当然地要继承王位。在文武大臣的护拥下，世高强忍悲痛，登上了国王宝座成为一代国王，宣告大赦天下。世高随后给父王举行了国葬，全国举哀。随着时间的推移，世高怀着对父王的敬爱之情，开始料理国务工作。慢慢地，世高对日理万机的繁文缛节，开始讨厌起来，因为这直接影响他的修持。他本来不热爱政事，再加上父王的去世，使他感到世事无常、人生皆苦。他经过一番痛苦地抉择，毅然决定抛弃皇家一切，让位给叔父。就这样，世高告别王廷，孤身一人到寺庙修行，开始了佛徒生涯。

世高在寺庙，凭自己的天性和勤奋，很快就通晓了存世的佛教经典，对经义和戒律了如指撑，其中对阿毗昙学特别精通，深得书中三昧。世高经过这段艰苦的学经和修持，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经师，便开始游历西域各国，并了解到各国的佛教传布情况，还通晓各国语言，名振西域各国。

二 洛阳传教

世高为了传经弘佛，便决定东渡中国。他于汉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东汉国都洛阳。

世高来洛阳之前，安息国和汉国己有使节往来，其中在汉章帝章和元年、二年（公元87年、88年）和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国特派使者团，向汉国贡献珍奇瑰宝，两国关系十分友好。也许因此激发了世高来中国传法的兴趣和决心。

汉朝通西域各国，有南北二条路线：南线从敦煌向西出玉门关、阳关、经楼兰穿过沙漠，经过鄯善，绕道今天的塔克拉马干沙漠南、沿昆仑山北麓到达于阗，再折向西北到莎车。再向西越过葱岭，经巴达克山，到达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安息；向南翻过大雪山（兴都库什山），就是天竺国西北部的佛教圣地迦湿弥罗（即克什米尔）。

北线是由敦煌向西，出玉门关、阳关，再北上到伊吾庐（今哈密），由此西进到车师前王庭，然后沿天山南麓，溯塔里木河西行，经由吐鲁番到龟兹，然后到达疏勒（今喀什市）。再向西越过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再向西是安息。这南北二线都在天山南侧，在塔里木盆地南北两边，统称天山南路。此外，还有一条天山北路，从哈密出发向北穿天山，折西沿天山北麓而行，中经乌孙、大宛，到达康居再向西即到安息。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汉朝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民间的友好往来，就是通过这两条“丝绸之路”。汉朝先进的生产技术、丝绸和科学文化，由此传到葱岭以西，直到遥远的欧洲；西域的物产如汗血马等家畜和苜蓿、葡萄、胡桃、蚕豆等植物，以及西域的文化艺术，也由此传到中国来。就是在这个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佛教开始从印度向西北邻国传播，并且，越过葱岭传入西域各国，最后传入汉朝内地。

安息国通过和汉国的几次使节来往，十分赞赏大汉帝国发达的丝绸文化，这大概就是世高来中国的主要原因。世高可能是从天山南路的南线“丝绸之路”来中国的。

世高来中国之前，佛教从永平求法、楚王英崇信黄老与佛教，一直到汉桓帝尊崇佛道二教，算来己有百年之久。但是，中国的佛教信仰一直和道教连在一起，不可分离。信仰人只知道有道教经典，而不知道有佛教经典，什么经义、戒律都按道教行事。世高来中国之后，认识到这种情况，他认为佛教不能独立传播，就是因为缺少佛教经典的宣传，当时洛阳只流传着《四十二章经》，人们把这部经典和《道德经》一样看待，不能突出佛教的经义特点，所以，对佛教的发展极为不利。翻译佛教经典，让佛徒明了佛教经义和戒律，是当务之急。于是，在都城洛阳白马寺，世高专心致志地翻译起佛经来。在译经活动中，为了满足佛徒修行方面的急需，决定先翻译佛教止观一类的经典。他首先翻译出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及其许多单品小经，还有一切有关解释《阿含经》的著作。

安世高在洛阳白马寺除译经之外，还有讲经。世高到洛阳后，很快通晓汉语，不仅笔译顺畅，而且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汉语，所以，当世高讲经时，听者云集。无论达官贵显，或是市商小民，有的看热闹，有的听门道。很快地，“安侯”之名，誉满洛阳。因为安世高为王子，所以，时人称他为“安侯”这就和中国人对地位高的人称呼为“王公贵人”一样。

佛教虽然己传入洛阳百年之久，但有种种原因尚未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它的一整套独特的教义和组织形式，还都不为世人所知，人们仅能根据当时流传的《四十二章经》中佛教的一般教义如“断爱去欲”、“行大仁慈”以及戒“杀、盗、淫”等，来与黄老之教相比附，认为二者相同，甚至认为老子晚年西入夷狄化作浮屠，创立佛教。后来，西晋道士王浮就据此创作出《老子化胡经》。

安世高为了尽快让汉人了解佛教基本教义和戒律，抓紧时间翻译了小乘佛教的经典，如《安般守义经》、一卷、《阳持入经》一卷。《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各一卷，百六十品经》一卷等，这属于佛教对汉人的启蒙教化，所以世高所译的经文，都“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开佛经汉译通俗易懂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前后二十年间，世高共译经典三十四部四十卷，对佛教在东汉的传播和佛教逐渐脱离道教、独立传教奠定了基础，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安世高在东汉灵帝末年，关中、洛阳一带发生动乱时，离开洛阳，到江南游方传道。他曾到过广州、豫章、浔阳、会稽等地传教，最后在会稽去世。他为了弘佛传法，进行中西文化交流，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中国的佛教事业。

三 现身说法

安世高抛弃王位，出家修持佛法，本己超出了世人习念。他不远万里来汉朝传教，更带有神奇色彩。世高在白马寺给前来听经的佛徒、听众讲经之后，有时穿插一切佛教故事，使人听了更加有味。有一次他却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听者无不聚精会神。他说，我的前身是一个出家和尚。有一个和尚和我同行，外出乞讨时，施主所施舍的饭食，稍不合他的口味，他就怒气顿生，怀恨在心，总想法予以报复。我想，他这样作，肯定会再次堕入轮回的恶道，很难转世，所以我就耐心劝导，总希望有一天他会改恶从善，为弘扬佛法出一点力。谁知他屡教不改，仍一如既往。但我还是一直等待他，有灰心转意之日。就这样，前后等了他二十年。后来，我想去南方广州传教，决定离开他，就好心好意地给他说：

“你天生聪明，最适宜于学佛法，只可惜你的性格暴躁，不能安心学道，长此以往，待来世你会堕入恶形，受苦受难，我是为心不忍的。假如我能成佛得道，一定会帮助你解脱。”

就这样，我离开了他，前往广州去。

这时，听说广州一带社会混乱，盗贼横行。有一天，我正在赶路前行，突然出现一个少年，手持大刀，怒目当道，高声嚷嚷道：

“我可等着你了。”

我心平气和地回答他：

“你说的对呀！我前世欠你太多，所以特意远道而来偿命。但是，我也希望你从今日起，痛改前非，回头是岸。”

说完，我就引颈受死。

就这样，后来我即转生为安息国太子了。

转世后，来中国传教。这次南行，总想着救度我那同伴修行人，就是因为他己堕入了恶形。

后来，我走到一个叫郑亭湖庙的地方，据当地传说，庙神很灵。凡过往行人都要给庙神供献祭品，才能保证旅行安全，一切顺利，否则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这时我和我的同路人，各自供上各自的祭物，口里念念有词地祈祷着，请求神灵保佑，顺利通过此地。

正在大家祈祷的时侯，庙神在人们的前头降旨了：

“你们这一行人中有一个出家人，让他单独出来和我通话。”

我知道自己是唯一的僧人，便一人走进殿内。正在踌躇，那庙神发话了：

“我就是那个和你一同修行的人，只因我生性暴烈，听不进劝告，反而怀恨报复，所以落得个转了世的庙神，还负责管辖这周围千里之地。今天也是缘份，又见到了你，真是悲喜交集啊！悲的是，我己身堕恶形，而喜的是，老修行前来救度。今天把我庙中的所有供品和贵重宝物，统统献给你，你可以用这些东西来造塔布施，以便使我摆脱恶形，重生善地，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听完他这一番悔悟的话，便说：

“千里迢迢，就是来救度你，你为何还不现出本形。”

庙神说：

“我形体太丑陋了，显出本形，众人一定会害怕，我更无地自容了。”

我说：

“不要紧，现形吧，大家不会害怕。”

于是，一阵闷声过后，庙神现出了本形，原是一条大蟒蛇，蜷曲着卧在殿中。这时我用安息语说着，大蟒蛇伸头洗耳恭听，泪流满面，不断地点着头，一会儿，便隐形遁去。

后来，我便用这些物品，在豫章这个地方，建造了一座东寺。那个庙神后来再次转世，成为一个有志少年。

四 小乘显世

安世高以自己的天才和颖悟，和对佛教的虔诚与信心，在洛阳译经，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尤其是对佛教小乘禅法经书的翻译，为迎合当时洛阳的信仰和语言文化，他译文的语言词汇直接来自道教著作。如世高译的《安般守意经》说：

“安为清，安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

又如世高译的《分别善恶所起经》有偈言说：

“笃信守一，戒于壅蔽”。

还有把“禅波罗密”（即禅度）译为“守一得度”。

这此经译词语，直接来自道教经典《道德经》和原始道教经典《太平经》。道教讲清净无为，讲净心养气，以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称为“抱一”、“守一”，这就是东汉朝野外上下宗教信仰的社会风气。无怪乎当时人们把《四十二章经》与《道德经》等同看待。安世高当然了解这一点，他更了解一种外来宗教文化，要想被异国人民所接受，必需符合异国人民的生活习俗。所以，世高的译经、解经和笔译、口译，都本着这一目的来进行。佛教小乘禅数学派，在洛阳以及全国的流行传播，全靠安世高的译经行为来实现。

东汉佛经翻译有两个系统，除了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数学派外，还有以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派。

所谓“乘”，是梵文的意译。有“乘载”或“道路”之意。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在印度佛教内形成了一些具有新的学说教义思想的派别。这些派自称他们能“普渡众生”，似一支大船，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此岸，到达涅盘解脱的彼岸，成就佛果，他们自称“大乘”，把原来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都贬称为“小乘”。但所为谓的“小乘”佛教派别本身就不承认，如现在的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国的佛教，一直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

大、小乘的区别，首先，在对释迦牟尼的看法上，“小乘”把释迦牟尼看作一个教主、导师，是一个完全达到觉悟的人；“大乘”则看释迦牟尼是威力广大、法力无边、全智全能的神，并且认为除释迦牟尼外，在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十方（四方、四隅、上下）有无数的佛。其次，在修持方法上，“小乘”主张修“三学”（戒、定、慧）、“八正道”；“大乘”主张修习“六度”、“四摄”的“菩萨行”。菩萨思想是大乘的特色。

西域各国开始流传的佛教都是小乘。安世高从出家起，就一直修持小乘佛法。精通小乘佛教的经典和修持方法，堪称小乘佛法的大师，所以，名振西域。安世高到洛阳后，所译的佛教经典，都属于小乘禅法。在中国一直流行。安世高在洛阳的汉人佛学弟子有韩林、皮业、陈慧、等，而陈慧还注解了安世高的《安般守意经》，陈慧还收了佛学弟子康僧会，为安世高的再传弟子，安世高传播小乘佛教的功绩，永不可磨灭。

大乘般若翻译家——支娄迦谶

在东汉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西域发达的佛学文化，沿“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东传汉地。传播者根据他们的佛学传承派别而流传于世。汉桓之世，来汉传译佛经的有两位西域高僧，前有安世高，后有支娄迦谶。安为佛学小乘派，支为佛学大乘派。小乘为旧学，大乘为新学。小乘主张人空法有，大乘主张人法两空。小乘求个人解脱，大乘求普渡终生。总之，两派都持乐善好施精神，丰富了汉文化的内涵，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 东渡洛阳 弘法译经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西域大月支国人。生卒不详。东汉桓帝末年（公元167年），从月支国东渡洛阳。在灵帝光和、中平（公元178——189年）间，住洛阳翻译讲经。他比安世高稍晚些。

支谶的操行淳厚深沉，性格开朗敏捷，出家后，在学佛过程中，严禀法度戒律，以精勤著于世。他博闻强记，讽诵群经，志在宣扬佛法，不辞万里来到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洛阳。

支谶在洛阳译经十分勤奋，前后共译经十四部、二十七卷。这些佛经中，最主要的有二部，《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都是在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一年中译出的。原本都是由竺朔佛从西域传来。这两部佛经由支谶口译，河南洛阳孟福（字元士）、张莲（字少安）笔受。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于佛寺中校定。

支谶通晓汉语，在译经中，他主张朴实中肯，不加修饰。但有些梵文不能用汉语对译时，他就用原音译起来。所以，诵读时，佛徒们深感难懂真意；而佛学者研究这些佛经时，认为文字的表达和内容的真实性，都有问题，错误严重，当时，从译经的发展眼光来说，不无正确，但在当时能够将经译出，并得以传播和学习，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了。

支娄迦谶所译佛经，与安世高所译佛经恰恰相反，几乎全是属于大乘佛经。支谶是大乘佛经翻译、传播的先驱者。他的译经，反映了印度一个时期（龙树以前）大乘佛教流传的一些情况。按照佛教经典的分类，最早出现的大乘经类，分别都作出了翻译。在二十七卷译经中，“般若”类有：《道行品经》；“宝积”类有：《摩尼宝经》；“华严”类有《兜沙经》；“方等”类有《问署经》、《内藏百宝经》等。在支谶的全部译经中，对以后佛教发生重大影响的、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这般若类经典。它对此后四百年间佛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并与魏晋玄学相互助长，风磨靡一时，以致后来跻足于最高统治阶层的理论思想中。对中国魏晋南北朝的哲学，宗教学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上述佛经内容，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了“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它从另一方面喑示出文殊菩萨对于大乘佛教传播的情况。

支娄迦谶在洛阳所译经典中，对以后义学发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般若道行经》。因大乘学说本来以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本无假有）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向于大乘的途径。同时，又因当时思想界早有了道家（道教）的“无名为天地始”等经文，恰好做了接受般若学思想的准备，通过它使般若学很快传播开来。我们根据文献知道，安世高在洛阳的译经，就己注意到用道家（道教）经典流行语来翻译，那么支娄迦谶既通晓汉语，当然也用这个办法。在《道行经》中，支谶把“波罗密行”译为“道行”；把“如性”译为“本无”等。这样，汉人通过早己熟悉的道家经文，而对新近接受的“似曾相识”的经文，读起来，不感陌生，在阅读，持诵的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就是宣传家的功力与技巧，支娄迦谶也不离其外。

二 首倡大乘 宣扬般若

《般若道行经》是汉地佛学者和参佛者，进入大乘般若的第一道门槛，一旦当这些人了解到〈道行经〉的无限作用时，据此不能再满足了，他们就会广生继续深入，溯源求根的希望和行动，再加上译文过于简略，内容简陋难懂，就更有彻底追寻的愿望。后来，朱士行终于找到了支娄迦谶所译〈道行〉的母本〈大品般若〉。化了二十年功夫，抄写完毕，让十位弟子奉回洛阳。后来，全部译出，流传于世。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成为令后人堪羡的一段佳话。这丰富了般若学的内容，但支译〈道行〉仍然盛传不衰。

支娄迦谶之所以译出大乘佛学，是因为支娄迦谶祖国大月支己流传大乘学，这也是他当时所学所弘扬的经典。和安世高之所以译小乘佛经的道理一样。尽管后来，佛教般若学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译文的文字和内容上比支娄迦谶的译本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还有种种的非议，但支娄迦谶的译本功绩不能抹杀，顺因为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说明佛教经典在师承关系的不同。支娄迦谶是中国大乘佛教般若学传播的先驱者，奠基人。

“般若”意为“智慧”，“般若波罗蜜多”意为“智度”，就是说通过般若，可以达到佛的境界。立志成佛并修持大乘的人，称为“菩萨”；尚未成佛仍在修炼的人，称为“菩萨行”。“菩萨”是梵文的音译，意为“觉有情”，或“自觉觉他”。支娄迦谶所译的〈般若道行经〉说，通过佛所主持的一个大会，委托须菩提向众天神龙说法，来说明菩萨的学习方法和基本作法以及思惟方法，才能完成修炼钢的任务，获得佛的成就而最终成佛的圆满程序。〈般若道行经〉从不同的方面揭示出般若波罗蜜的具体内容。全经共分三十品，反复说明修炼这个圆满程序的道理，并描绘了从佛到帝释的神通变化境地，让人很容易接受。如〈道行经〉的〈功德品〉中说：

佛问帝释：如来般泥洹后，善男子善女人取佛舍利起七宝塔，以名花捣香，缯‘纟采’

华盖旗幡等，尽形寿，自归作礼，承事供奉，其福多不？

帝释答：甚多，甚多。佛说，不如书般若、持经卷归礼供奉养得福多也。

佛又问：百倍恒沙佛国中所有众生皆起七宝塔，累劫供奉，其福佑功德宁多不了？

帝释答：甚多，甚多。佛言，不如讽诵般若波罗蜜所得功德百千倍，万亿倍，无数倍。因为：尽管建造佛塔，尽礼尽寿地供奉佛的舍利，有很大的功德，但比起诵 读般若经来，那还差得远。

可见《般若道行经》突出表现了大乘般若佛学对于智慧的特殊重视。佛教有各种修持方法，而大乘归结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波罗蜜，也就是让人解脱的六种方法。其中，以般若的智慧为核心，其它五种波罗蜜都是般若的从属，都是在般若的指导下才能生起和发挥其恰当的功能。这样强调般若，是指导佛徒修持走“终南捷径”，不至于迷惘，或者没有重点的乱学。《般若道行经》是用理性去呼唤人们来诵读它的经典加以神化。使所有的诵持者都能得到诸天神和诸佛的保佑，而般若自身的威力，可以躯走所有魔的伤害。无怪乎它己深入到了无力无助的劳动者中，即是没有文化的人，也能诵持佛经，奉佛经为圣典；而历代上层统治者和文化人，也不断学习研究佛经，并尽一切力量来抄写，印刷佛经，进行流通，作为他们成佛证果的功德。

支娄迦谶反译弘扬的般若学，在历史上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巨大变化。正因为它在信仰上尊重智慧，尊重理性，从而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的文化思潮，完全可以用当时流传的玄学相匹配，互表里；也由于它所宣扬的智慧必须服从宗教信仰，所以，佛教信仰 便迅速的普及到社会基层，成为广大群众的生活与精神支柱。可以说，道教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而佛教虽是外来而最终却也成为“完全彻底”汉化了的中国宗教。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同为中国佛教的开山祖。

洛阳第一汉僧——严佛调

佛教东传洛阳史载译经之始，起自汉桓帝。首达洛阳的当属安世高，安息国王子，高僧，汉称“安侯”。继承者也亦为安息人、优婆塞（佛教居士）安玄。“二安”精通梵语，在洛阳译经，颇有影响，时汉人严佛调，热心学佛，从安世高为师，出家为僧。佛调助“二安”译经，为译经高手，开佛经助译之始。佛调在学佛、助译过程中心领神悟，发师所未发，悟经中深昧，手自撰述，开汉人佛学者著书立说之始。严佛调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相当主要的地位。

一 少年颖悟 出家修道

严佛调，又

中国第一受戒僧——朱士行

佛教自东汉传入洛阳，一直到三国魏，二百多年间，汉人出家的只有二人：一为汉末的严佛调是汉士第一个剃发披袈裟离俗的僧人；一为三国魏时的朱士行，是魏士第一个剃度受戒的依法成为比丘的僧人，堪称中国第一受戒僧。

一 出家受戒 学经有成

朱士行，颖川郡（郡治阳翟，今禹州）人。少怀大志，聪颖超人，学业精翠，品行清高，意志坚定，不落尘俗，亲友也难以劝改。后游学洛阳，对佛教产生极大的兴趣。

魏嘉平（公元249——253年）年间，西域高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他带来一部佛典《僧祗戒本》，要求凡是出家的人都均应以此戒为准。朱士行就是魏国第一个以羯磨受戒的一位僧人。

朱士行，出家受戒以后，便以弘传佛法为己任。他常说，人们出家入道，主要靠佛典的宣传。他身体力行，精研经典，成为一名学有大成的佛教学者。

洛阳流行的佛经是《般若道行品经》。这部经典是汉灵帝时，天竺僧人竺佛朔带到洛阳的梵文原本。于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十月八日，由竺佛朔口授，月支僧人支娄迦谶翻译成汉文，河南洛阳孟元士笔录，协助笔录的还有南阳的张少安，南海的子碧。损助资金出版印刷的有孙和和周提立。

当时翻译这部佛经，有一个准则，那就是根据梵本原文，能够通顺达意，由梵文转译成汉文，目的在于恭恭敬敬使佛祖的言论，明白如话不加修饰就可以了。可是，佛经经过翻译抄写，再按层意分成章节之后，因为胡、汉语音的特殊性，风俗的不同，再加上翻译的人和口述的人的水平问题，自然地不能达到多方面的满意，那怎么会能使译本能够如同原本呢？因此，《般若道行经》就有首尾不连贯的现象。过去的佛学大师们提到它，也就感到有不通的地方。

朱士行在洛阳给僧众讲诵这部《般若道行经》时，曾多次因语意不通而苦恼。他认为弘扬大乘佛法，应以此经为本，而此经译理不完善，对弘扬极为不利，于是，他誓发宏愿，立志损身，生尽办法，要求得一本完善的梵文原本。这就是华夏第一僧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原由。

二 西行求法 历尽艰辛

朱士行为了求得原佛典，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带领一班同道僧友，从雍州（今西安）出发，经敦煌，出玉门关，从天山南路的南道，沿茫茫大戈壁滩边缘，穿过鄯善城、若羌城，行程万余里，到达于阗国（今新疆和田）。

于阗国盛行大小乘佛教，各传经典，并行不悖。朱士行到于阗后，住在寺中，从当地僧人中了解大乘佛典梵文本《般若道行经》，九十章，六十余万字。朱士行和僧友们共同抄写，夜以继日，总算将原本抄完。派其弟子弗如檀（法饶）等十人，待将送回洛阳时，一场意外事情发生了。

当时，虽大小乘同时流传，但小乘势众，小乘僧人不愿让大乘佛典外传，影响本派的声誉。于是，他们就向于阗国王上书说：“汉地和尚想用婆罗门书来惑乱佛教正典。大王为于阗国主，若不加以禁止这种情况，将要使大法中断，并使汉地充满聋盲，这便是国王的过错了。”于是，国王便接受了这一意见，立即下召，禁止任何僧人携经出国。

朱士行对这种状况十分愤慨，于是便采取了焚经为证的办法。于阗国王也想用这一办法不来试验。

这一天，在王宫殿廷前，堆集了一大堆柴禾后，朱士行把所要带回国的佛教经典恭恭敬敬地捧着，点燃柴禾后，朱士行站在台阶上发誓说：“若大法应该流传汉地，虽然火而不烧；如经火而焚烧，那是命该如此啊！”说罢，随即把佛经投到熊熊的火堆中，那光亮的火焰立即熄灭，投烧的佛经，没有损坏一个字，皮夹也完好无损。所有观看的人，包括国王在内，无不称为神奇。

三 经送洛阳 大德永传

一场激烈的禁止佛经东传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于阗国王只好收回成命，允许汉僧朱士行把焚无损的大乘佛法经典派人送回洛阳。这时中国早己改朝换代，己是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距朱士行西行求法的时间己有二十三年了。

朱士行为了继续弘扬佛法，没有同回洛阳。

送回洛阳的这部《般若道行经》，在白马寺存放三年之后，被送到许昌寺，过了两年，又被送到陈留仓垣（今开封县）的水南寺。于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五月十五日，由众贤者共同集中商议，让于阗僧人无叉罗和河南洛阳居士、晋籍天竺人竺叔叔兰共同译出。由祝太玄、周玄明二居士笔录。汉文经本共九十章、二十万零七千六百二十一个字。经名为《放光经》。到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由高僧竺法寂在仓垣水北寺与竺叔兰共同考校该译本，进行修订为正本，才公开传诵。此时，距朱士行西行求法己四十四个年头了。

《放光经》，又称《放光般若经》，被称为“大品”《般若经》；而支娄迦谶所译的《般若道行经》，被称为“小品”《般若经》。尽管这部佛经只限于《放光般若》，译文也不完全，但对当时的影响也很大，译本风行京华，学者举为范本。

中山国有个叫支和尚的，派人到仓垣断绢誉写，这部经典。待抄完运回中山国时，中山王率领僧众手执五颜六色的幢幡，到城外四十里处去迎经，可称为国事壮举。中山国著名高僧、学者有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有的对此经进行注疏，有的弘法时专讲此经，一时，蔚为放光般若学风。

朱士行目送十大弟子捧着般若佛经送回洛阳，心中受到莫大安慰。他在于阗国广结僧友，教授弟子，弘扬般若，受到广大僧俗的高度赞扬。直到他在八十高龄这一年在于阗国去世。一位高僧大德完成了自己的弘佛宿愿。

敦煌菩萨——竺法护

菩萨是梵文译音，意为“觉有情”“道众生”等。又译为“开士”，“大士”，如称“观音大士”。释迦牟尼成佛前也称菩萨。

菩萨是立誓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又经过一定程度的修行才能获得的阶位。大乘佛教中，菩萨的地位很高，仅次于佛，而且将来菩萨都是要成佛的。所以，他们是处于后补地位，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协助佛一起教化众生，传播佛法，普渡众生。大乘佛教有时又把凡是立下誓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都称之为菩萨。

在佛教中，佛的地位十分崇高，是真理的代表，信仰的化身，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而菩萨则宣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则更具有人情味，他们在世间善渡众生，解救众生的苦难，因此人们更感亲切。

在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中，真正称得起佛教菩萨的只有世居敦煌的竺法护，堪称“中国菩萨”。

一 西求法译经 称敦煌菩萨

竺法护，原名竺昙摩罗刹，意译竺法护。他的祖先是西域月支国人，所以姓支。世世代代侨居敦煌郡（今甘肃敦煌）。

法护八岁出家，拜外国高僧竺高座为师，因为从老师的姓，因此又姓竺。

法护自幼聪明好学，博文强记。每天诵经达万言之多，并且过目可解。又是因法护天性纯美，操行精守清苦，立志勤学，坚持到万里之外去寻找名师。因此，他能博览儒家六经。钻研佛教经、律、论三藏典籍，游刃有余，独获心得，尽管当时社会上的僧俗，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护法未尝把这些放在心上，仍专心至志，参佛自修。

西晋武帝时，洛阳的寺庙图像，建筑绘画的程度，为全国第一。法护认为这是佛教的表面文章，而真正的佛教内蕴，深奥的经典《方等》，都还在西域岭以外。法护于是感慨之余，立下宏愿，愿以毕生精力投入弘扬大法之中。便随师傅万里跋涉到了西域，决心在佛教嫡传的国度里，寻法觅经。

法护在西域各国，周游多年，通晓了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到各种殷本的佛典，比较对刊，分析条贯，字词音义，全部释解。之后，将所有梵经，载回中国。从敦煌到长安的里程中，沿路翻译，从不停手。到长安后，继续翻译，其中有《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统统译出，成为法护终身的弘佛扬法事业。

法护的译经活动，主要在长安，其次在洛阳和敦煌，酒泉。他孜孜不倦，劳不告苦，经法能在中华流传，全赖法护了。两晋译经之最，首看法护。

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四月八日，竺法护到洛阳白马寺译出了《宝结经》二卷。

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四月九日，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了《勇伏定经》二卷，聂承远笔录。

四月十三日，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度世品经》六卷。

七月七日至八月十三日，竺法护又译出了《大哀经》七卷，聂承远、聂道真笔录，后法护亲自覆校。

十二月二十五日，竺法护又译出了《如来兴显经》四卷。

短短的三年时间，竺法护在洛阳白马寺译经之多，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都十分惊人的，这些经典的译出与传播，扩大了佛教经典的内容，纠正了过去翻译的不足，成为可读的佛教范本，影响巨大。

竺法护于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八月十日在长安主译出《正法华经》十卷。立刻传到全国。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八月，沙门康那律于洛阳写此经完毕，与居士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长文等，手执经本到白马寺当面与竺法护“口校古训，讲出深义”九月十四日，于洛阳东牛寺中召开施主大会，讲诵此经，整整一天一夜，兴高采烈，无不感到欢欣。

洛阳僧众和居士，之所以对竺法护译讲的《正法华经》感到这么大的兴趣，是因为他有三个特点：首先，把大乘佛教的理论形象化，其次是人人可以成佛，第三，塑造出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正因为竺法护译经最多，拓展了佛教向社会底层的普及，所以，被当时的信徒誉为“敦煌菩萨”。中国佛教徒能称得上菩萨的就只有竺法护一人。

二 译大乘五部 选助手高足

竺法护，所译的佛教经典 ，以种类齐全，影响广泛、深远而著称于世。大乘佛典有般若，宝积、大积、华严和涅盘五大部，竺法护对这五大部都有翻译，般若部有《光赞般若经》，宝积部有《善门经》、《密迹经》、《离垢施女经》，大集部有《宝女经》，《宝结经》《大哀经》，华严部有《渐备一切经》、《度世品经》、《如来兴显经》，涅盘部有《方等泥洹经》等。这些经典的译出，对两晋佛教的推动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著名佛学家慧观、僧睿、支愍度、支道林、道安等，都曾化费毕生精力来注疏、讲论。道安得到法护译的《光赞般若经》后，如获至宝，极力钻研，著有《光赞析中解》、《光赞妙解》和《合放光光赞略解》等，并大力宣讲阐发。十六国时的昙影，也以善讲《光赞般若经》和《正法华经》闻名当世。史载他“每法轮一转，辄道俗千数”。

竺法护的译文风格，前后不一，有的文字流畅，含义名晰，有的古拙含混，晦涩难解，有的“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有的则刚繁去重，“比辞雅便”。这可能与他的译地不定，笔录者的水平不同有直接关系。

竺法护尽管在译文的风格上有所不同，但他在长安、洛阳、敦煌等地组成的译经班子，都是比较精干的，参与译经的助手们都有一定的文字水平，长安的译经助手有居士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等人。聂承远是最得力的助手，“明练有才理，笃志法务”，他帮助法护担任笔受，参政辞义，整理成文，促成译经进程，既迅速又有效率。

在洛阳的译经班子，是以聂承远的儿子聂道真为主，聂承远为协助，多数情况下，是聂道真独自笔受。聂道真同他的父亲一样既懂梵语又善文辞，有时父子同时担任笔受。法护死后，聂道真曾独自译经，还把法护所译经典编成目录传世。

法护的敦煌译经助手以竺法乘为首，在酒泉的译经助手以竺法首为首笔录。法承与法首都是法护的弟子，而法承最有名，他少年时拜法护为师，当时以机智颖悟著称，据说，法护在长安时，有一富家族长想皈依佛门，但不知法护的佛法情况，想予以试探。一天，这家族长来找法护，说是家有急事急需二十万钱，请法护老师转借一下，日后定还，当时十三岁的法乘随法护在身边，听那人讲话后，未等老师开口，便对那人说：“尊师愿借钱给你，”那人高兴的走了。法乘对老师说：“我察言观色，那人并非缺钱，主要是以此来考验老师罢了。”法护说：“你说的很对。”次日一早，那人便带领他的同宗百十余人来拜师受戒，特提出昨天的事表示歉意。此事很快传到长安，都知道法护跟前有一个机灵的小沙弥。后法乘在敦煌立寺收徒传教，影响极大。

竺法护是著名的佛学翻译家，他有很多僧俗弟子，其中之一叫竺法行的，在洛阳名声很高，当时人把他比作乐令（尚书令乐广，玄学家）。天竺沙门耆域从海路到洛阳传教，后因洛阳兵乱，决定辞别洛阳返回天竺，临行之际，竺法行想从受教诲，求师留言以作纪念。耆域说：“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说罢，便打坐参禅静守，法行又恳求说：“愿师傅传授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你刚才诵的这首偈诗，就连八岁孩童也能背诵，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得道高人呵！”耆域笑着说：“八岁孩童能够背诵，但百岁之人不能施行，背诵的东西有什么用？人们都知道尊敬得道的高人，却不知道只有施行了才能得道的，真让人感叹呵！我的话虽很少，但对施行者来说，却是多多益善呐！”法行深悟老师的教诲，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但重“诵”，更要重“行”，他可算得到了佛教嫡传的真谛了。

三 受后学高评 阐新译观点

竺法护为求得性情纯一，不食人间烟火味儿，曾于西晋武帝年间隐居深山，大约从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到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前后十年光景。

法护在深山隐居期间，常取山间清泉水来沐浴，后来有一个打柴人，在他常取水的埠口，弄得污秽不堪，不久，水泉干涸了。法护在埠口处徘徊不定，十分感叹的说：“人不讲道德到这种程度，清泉也停流了，如果清泉永远枯竭，那么我就不能在这里生活了，那只有离开这里，另选取他处了。”他边想边说边打扫整理那些秽物，等到法护话音一落，清泉又汩汩地流出来了，满满的溪水，清澈见底，法护高兴极了，望着那青山丛林兴奋地频频点头。

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竺法护在深山修炼圆满，了结一段缘份后，去到了闹市长安，在长安青门外亲自立寺传教，勤奋精进。又跋涉西域，亲搜梵经。回国之后，往返于敦煌，酒泉，长安和洛阳，译经讲经，日夜匪懈，于是，法护的美德善行，遍布天下，译经布经的声望，传及僧俗间。每天在法护所居之处，听经问法的僧俗语人员，川流不息，都以崇拜法护大德为终生快乐之事。

法护以弘教为己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译经传教活动，几乎和西晋王朝相始终。最后于西晋末年，在从长安赴洛阳的途中，染疾于渑池而终，享年七十八岁。

东晋著名佛教学者支道林，为竺法护的遗像题赞词说：

护公澄寂，道德渊美。

微吟穷谷，枯泉漱水。

邈矣护公，天挺弘懿，

濯足流沙，领拔玄致。

东晋著名玄学家孙绰著《道贤论》，以天竺七僧，仿比晋朝的“竹林本贤”，以法护比山巨源（涛），其论说：

“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住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

东晋十六国时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道安，对法护的译经有很高的评价，他说：

“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

“护公，菩萨人也。寻其余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

南北朝时南朝梁佛学史家释慧皎对法护的评价很高，他说：“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生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上述评论，后人都认为比较公允，恰当。

竺法护所译大乘五部经典，表现了他自己的佛学观点，对推动两晋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现将法护的佛学观点撮要如下：

一，“法身”论——法护通过译经，把东汉以来译经中出现的“佛身”思想大大丰富起来，成为他的全部宗教观点和宗教实践的立足点，他把“经法”转化为“佛身”，具体就是把般若空慧人格化，称为“法身”，不称“佛身”，它成了沟通佛与非佛，世间与出世间的根据，是自然的存在，便于人们接受。

二，“色身”论——法护把世界之外具有不同名称的诸“佛”，以及“佛”的各种品格和形象，这一“法身”的直接派生物，法护在译经时统称为“色身”。这种规定，标志着佛教统一的人格神己经完成，并从其内在的品格和外在的形象稳定了下来。

三，“心本清净”与“客尘所蔽”佛不创造世界，不创造人，不高踞世界和人类之上，也不具有赏善罚恶的职能。但作为世间与出世间的本质的真善美的源泉，而普遍存在一切现象和思想行为之中。虽然人们的患难不同，而佛光普照都能得到解脱。这就是竺法护译籍中强调的“心本清净”“客尘所蔽”思想，他改变了自东汉安世高以来所提倡的“心性本净、客尘所染”的思想，解答了人的本原和人的命运问题。

四，“有想”与“无想”——竺法护提出蒙蔽心本的“善尘”是指人的“有想”。不是外界的东西。他在洛阳所译的《魔逆经》中就明确表明对思想的深恶痛绝。人生痛苦要想解脱，必须实现最高理想境界的“无想”。大乘佛教提倡八万四千法门，“无想”是最后的归宿。在洛阳译的《大哀经》中提得更加明确。

五，“汝即是道”——“道”是“佛道”，也即是“佛性”，是大乘佛教“佛身”的根本因素和标志，在佛法面前，诸法平等，众生平等，天下人等都一视同仁。竺法护尤其是强调了妇女也可以入道的问题，“汝即是道”，就是法护最后的译籍《大净法门经》中义殊师利对一位“逸女”（妓女）讲的，由于得到了佛的觉悟，最后也成了后补佛。

六，菩萨行——竺法护从译籍中得出“汝即是道”的成佛过程，须经过一切修行，这被佛徒称为“菩萨行”。菩萨行的具体修行内容有“四等六度”、“植众德本”、“菩萨十地”等。

竺法护往来洛阳、长安、酒泉、敦煌之间，不辞辛劳的译经，前后经历四十七年，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富有成果的佛教学者，成为大乘佛教全方位的宣传家。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大乘佛学伟大的开拓者。

般若学重译家——竺叔兰

竺叔兰，是魏僧朱士行西行求法送经洛阳的宏愿者。

朱士行不满足于般若经典过去的译本，矢志西行求经，经本送回洛阳后无人译出，二十一年后，竺叔兰协同无罗叉译出，流传于世，实现了朱士行求法的宏愿，朱士行虽捐躯于阗，想己颇受安慰。

一 家国遭变 父奔洛阳

竺叔兰，原籍天竺国人。其祖父娄陀，满怀壮志，好钻研学问，清高简朴而有气节，远近闻名。

当时，国王昏庸无道，朝政腐败；百姓多难，想着国家将要发生大乱。恰好有个地位较低的朝臣，掌握着部分兵权，深怕国王惑疑兴兵作乱，得罪被杀，于是，就靠着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权势，号召天下人和他一起反对朝廷。

娄陀听说后，十分恼怒说：“你出身低贱，由国王提拔，而身居要职，不能以德行报答王恩，而反过来做叛臣吗？我宁可保持着忠臣的身份而死去，也不愿来做一个叛臣而求活着！”

那叛臣听罢娄陀的话，心中盘算着，害怕他泄露机密，破坏大事，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娄陀杀死，紧接着，就率兵叛乱。

这时，娄陀的儿子达磨尸罗，还因做事寄留在外国。家庭遭惨后，达磨尸罗的妻子和哥哥，便一气之下出家为沙门。达磨尸罗听说父亲被杀，国内大乱，就和两位沙门一起离开异国。经西域各国长途跋涉来到晋朝的洛阳，就定居下来。随后，建立了家室，生子叔兰。

二 生性异常 机智善辩

叔兰，这位晋籍天竺人的后代，幼小时聪明善辩，从学于二舅父学习佛教经法，只要一听讲就立即领悟。自小就有一口流利的胡、汉语，所以，很快就掌握了胡、汉语文字。两种文字的书籍经典都涉猎，并过目不忘。

叔兰长大后，性情有所变化，就是轻犯浮躁，好游玩打猎，而没有限度。有一次，曾单独骑着马追逐野鹿，正追赶，忽然碰到一只老虎，一惊之下，落下了马，摔断了右臂，好长时间才痊愈。伤一好，仍是好骑马奔跑，他的母亲多次劝说阻止，一直改不了这个毛病。后来，他的母亲让他每天吃粗茶淡饭，他的脾气才好起来，从那时起，也就不再游猎了。

叔兰嗜酒成性，一次喝五六斗才算舒畅。曾有一次他大醉后，睡在大道旁边，又踉踉跄跄走到河南郡衙前狂呼乱叫，衙吏把他送到河南郡监狱去。

正在这时，河南尹乐广，同宾客共饮，亦到酣醉的程度，看见叔兰烂醉如泥的样子说：“先生是位侨居洛阳的客人，怎么样学人家饮酒？”

叔兰答：“杜康酿酒，天下人可以共饮，为什么问人家是侨民还是晋民？”

乐广问：“可以饮酒，但为什么可以饮到这种狂乱的程度？”

叔兰答：“百姓饮酒虽饮到发狂的程度，但还没有到乱，这好比郡守你饮酒，虽然醉了，但还没有到狂的程度那样。”

乐广听后大笑。

当时席上有位客人对叔兰说：“外国人为什么都是白面孔？”

叔兰答：“河南人面黑还不疑惑，我面白又为什么见怪呢？”

于是，全席宾主惊叹叔兰机智巧辩，接着就释放了他。

三 业报回转 译经传世

有一天，竺叔兰无病暴死，过了三天，又复生了。他自己说，走进一豪门大户，朱门青瓦，金银布置满堂。又看见一个人，这人就是叔兰的爷爷，对叔兰说：“我积善行德好多年了，到今天得到了这个报答。你是个罪人，怎么来到这里呀！”

当时，守门人用竹杖赶走叔兰，以致把他赶到竹林子里。

叔兰在竹林子里看到了他的猎伴，正被鹰犬所啄咬，混身是血，号叫涕哭，向叔兰呼救。叔兰赶快避开。

走了几十步远，叔兰又碰到一个牛头人，想用叉子叉他，他说：“我家祖祖辈辈是佛弟子，平时还供养两位沙门，有什么罪你来治我？”

牛头人说：“你这些善行，虽然能受到福报，但不能赦免你的猎罪。”

不一会儿，叔兰观到他的两面三刀位沙门舅舅来到，对牛头人说：“我们二人常年累月受到他家供养，积恶少而积善多，可以得到相抵消而免除罪过。”说罢，叔兰就随着这两位沙门回家去了。

叔兰从此以后，改邪归正，依佛修慈，专心致志。钻研佛经，精通胡、汉语成了一位洛阳闻名的经学大师。

原来魏高贵乡公时，中国第一授戒僧朱士行于甘露五年西行到于阗国写得《般若道行经》正品梵书胡本十九章，送回洛阳。一直没有译出。

二十一年后，即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竺叔兰到陈留（今开封县）仓垣水南寺，与于阗沙门无罗叉共同译出并改经名为《放光般若经》三十卷，竺叔兰自己又译出《异维摩诘经》三卷，《首楞严经》二卷。由于叔兰精通胡、汉语，所以，他的译文十分精当公允，对当时佛学界影响很大。

后来，竺叔兰的母亲去世，停柩三个月，叔兰打算埋葬。有个邻人听说了就告诉叔兰说：“今年不利，应等到明年。”

叔兰说：“生必有死，死去的人不能再生了。人和神生活在不同的境界，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啊！如果让亡母栖息地下，那么她在生时的哺育之心就可受到安慰了；假如等到来年，恐怕奔逃没有着落，哪还有时间来奉营老母亡灵呢？”于是，不顾乡邻议论，便埋葬了母亲。

第二年，羯族军人石勒于河北作乱，盗贼蜂起，洛阳遭难更甚，叔兰不堪忍受其害。这第二代侨民，如其父遭难奔晋那样，就避乱南奔荆州去了。

后来，有一天，叔兰无疾，忽然告诉僧人说：“我将要死了。”众僧十分惊奇，果然几天后，就安然死了。众僧们认为叔兰是一位能知自己生死的人。

佛典校写家——支孝龙

佛教东传，首著经典。在经 典的翻译过程中，除了主译者外，还有不少助译者校订和缮写者的协助，才得以圆满完成这项工作。佛经的广布流传，使佛教生存发展的生命存在。汉、魏、晋三代，在洛阳的东、西方沙门的译经组织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僧人，晋代的支孝龙就是其中有成就的佛经翻译校订和缮写的专家，又是一代经师。

支孝龙，原名于法龙，淮阳人。少年时，就以风姿绰越被时人看重，再加上又才华卓绝，发表高论，能迎合当时，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支孝龙，居家洛阳，钻研佛教经典《小品》，作为修养自己心性的途径。又与当时天下的名士董昶、王澄、阮瞻、庾凯、谢鲲、胡母辅之和光逸结为知音之交，世人称他们为“八达”。他们的的言论和行为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支孝龙后在洛阳出家为僧，一时轰动天下。当时有人潮讽他说：“大晋中兴，以天下为家，沙门为什么不使用权发肤完整，脱掉袈裟，扔掉胡服，披上绫罗？”

支孝龙答说：“抱一才能逍遥自在，禅 定方能达到诚实，沙门剪掉头发毁坏容颜，改革穿着，变化形状，你们说我沙门受辱了，相反的，我（沙门摒弃了你们所要的荣誉。所以，沙门在“贵”上不必用心，反而更加“贵”，在满足上不必用心，反而更加满足了。“说得潮讽的人羞愧难当，由此可见支孝龙随机应辩恰如其分的情况。

早年，魏国第一个汉人沙门朱士行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到于真国求法寻经，历二十年之久，求得《般若道行经》梵文正本九十章，又经千难万险，终于将梵本派弟子十人送回洛阳，这时己是西晋武帝太康初年（公元280年）了。

这部梵文经本，后来又被送到陈留仓垣水南寺。

洛阳佛教居士竺淑兰，原籍天竺人，其父为避国难，迁居洛阳。竺淑兰崇拜佛教，博览群经，善于梵汉语，又有西域沙门无罗叉，精通梵学。于是，无罗叉手执梵本，叔兰译为汉文，称为《放

佛典校写家——支孝龙

佛教东传，首著经典。在经 典的翻译过程中，除了主译者外，还有不少助译者校订和缮写者的协助，才得以圆满完成这项工作。佛经的广布流传，使佛教生存发展的生命存在。汉、魏、晋三代，在洛阳的东、西方沙门的译经组织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僧人，晋代的支孝龙就是其中有成就的佛经翻译校订和缮写的专家，又是一代经师。

支孝龙，原名于法龙，淮阳人。少年时，就以风姿绰越被时人看重，再加上又才华卓绝，发表高论，能迎合当时，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支孝龙，居家洛阳，钻研佛教经典《小品》，作为修养自己心性的途径。又与当时天下的名士董昶、王澄、阮瞻、庾凯、谢鲲、胡母辅之和光逸结为知音之交，世人称他们为“八达”。他们的的言论和行为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支孝龙后在洛阳出家为僧，一时轰动天下。当时有人潮讽他说：“大晋中兴，以天下为家，沙门为什么不使用权发肤完整，脱掉袈裟，扔掉胡服，披上绫罗？”

支孝龙答说：“抱一才能逍遥自在，禅 定方能达到诚实，沙门剪掉头发毁坏容颜，改革穿着，变化形状，你们说我沙门受辱了，相反的，我（沙门摒弃了你们所要的荣誉。所以，沙门在“贵”上不必用心，反而更加“贵”，在满足上不必用心，反而更加满足了。“说得潮讽的人羞愧难当，由此可见支孝龙随机应辩恰如其分的情况。

早年，魏国第一个汉人沙门朱士行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到于真国求法寻经，历二十年之久，求得《般若道行经》梵文正本九十章，又经千难万险，终于将梵本派弟子十人送回洛阳，这时己是西晋武帝太康初年（公元280年）了。

这部梵文经本，后来又被送到陈留仓垣水南寺。

洛阳佛教居士竺淑兰，原籍天竺人，其父为避国难，迁居洛阳。竺淑兰崇拜佛教，博览群经，善于梵汉语，又有西域沙门无罗叉，精通梵学。于是，无罗叉手执梵本，叔兰译为汉文，称为《放光般若》。

晋慧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支孝龙就叔兰所译经本，一连缮写了五部，校为定本。原译本没有品目，共十四匹细绢，支孝龙写为二十卷。

支孝龙通过抄写经文，己熟悉全旨，再加上他平时就钻研《小品》，深得无相奥义，因此，一经被阅，十几天后，便就开讲，成为一位无师自通的经师。后不知所终。

晋名士孙绰十分推崇支孝龙的才华和能力，曾写赞诗一首说：

“小方易拟，大器难像，桓桓孝龙，克迈高广。

物竟宗归，人思效仰，云泉弥漫，兰风振响。”

头陀行者——诃罗竭

在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少僧人除弘教外，专门以技术服务于社会僧俗语，在科学不太发达的当时，起到了良好的社会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晋僧人诃罗竭的医术疗病、法术取水就是多例之一。

一 行头陀 除瘟疾

诃罗竭，襄阳人。少年时出家为僧，因聪明颖悟，不久就能背诵经书二百万字，得到师博的赞赏和僧友们的好评。

诃罗竭，崇尚虚静，坚守戒节，善于交往，长得仪表出众。在当时僧俗语间，有一定的好名声。

诃罗竭是一位修头陀行的僧人，独自一人常住山野里。这“头陀行”，是佛教徒苦修行的一种。头陀，是梵文的音译，它的意思是“抖擞”，也就是去掉尘垢和烦躁的意思，共有十二种修行规定。在穿衣方面的规定是：著粪扫衣（用被人扔掉的破布来缝制僧衣）；著三衣（三种用不正色布缝制的袈裟）。在吃的方面的规定是：常乞食；不作余食（一天只吃午饭）；一坐食（除午饭外，不吃零食）；节量食（钵中只受一团饭）。在吃的方面是：住阿若兰（远离人家的空闲处）；冢间坐；树下坐、露地坐；随地坐；常坐不卧。履行这些规定的佛徒，称为“修头陀行者”，诃罗竭就是这样一位僧人。

晋武帝太康九年（公元288年），诃罗竭到了洛阳。当时，洛阳一带流行瘟疫，死人很多，百姓都很害怕，纷纷携老带细幼逃到外乡。诃罗竭看到这种情况，就立即投入城市和民间的治疗服务中，凡是经他治疗过病的，十有八九都能治好，一时神医降世的说法流传洛阳。

二 习坐禅 开清流

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诃罗竭到洛阳一西的娄至山传教弘法。他在娄至山的石洞中坐禅修炼。但这个山洞距离水源很远，原来没有住过人。自从诃罗竭住到这里后，来投师学经习禅 的人络绎不绝，因缺水，给来这里的僧俗人员带来很多不便，于是大伙商量打算开涧引水。诃罗竭得知后，对僧众俗说：“不能劳驾，不能劳驾！”虽经这么一说，大家暂不行动了，但总因为这里没有水而犯愁。

这一天，诃罗竭坐禅之后，忽发奇想，他环视这个山洞后，便站起来， 用左脚蹬踩洞室的西石壁，突然“古通”一声，脚下蹬出一个大坑，左脚整个陷了进去，诃罗竭立即用力拔出左脚，可是，在顺着拔出左脚的一刹那，一股清水，汩汩地流出来了，很快流满洞中，接着翻流洞坎往山下流去。

诃罗竭，和众僧俗都拍手高兴，大家又共同想办法修了一道小水渠，让水从渠道里向外流去。

这条小流，清香软美，四时不绝，凡来娄至山上的僧俗，饮到水的人不但能止渴，还能治病，就这样一人传十，十人传百，来娄至山取水治病人，越来越多。凡来山上的人，都虔诚地顶礼膜拜这位开源人。

晋元康八年（公元298年），诃罗竭在洞中端坐从化，他的弟子们按佛教的规矩，在洞前进行火化。谁知火化了几天，而遗体完好无损，于是，弟子们只好把诃罗竭力的遗体移到石洞中，平坐在一个小石龛内。

后来，不分年月时节，来娄至山观瞻诃罗竭肉体的人很多。

东晋咸和年间（公元326——334年）一位名叫竺定，字安世的西域僧人，来到娄至山，亲自观瞻诃罗竭的肉体，肉身仍然是平坐无损。这都己经是三十多年了。竺定后来到渡江京都建业，在僧俗间传布了这件事。

天竺高术僧人——耆域

在佛教传入中国后，来华的天竺和西域僧人中，有极小数精通法术的僧人，他们除了传教弘法外，以自己特殊的法术，服务于社会各界，产生了良好 的社会效应，看来，宗教法术，各教都有，不独中国。天竺奇僧耆域，有法术多种，轻功、医疗，预测等，与中国道教的法术可以等观。

一 一路神奇 洛阳妙算

耆域，是天竺国僧人，为人洒脱而有神奇之术，有时自我放任，还俗为常人。曾周游西域各国。他从来没有一定的居所。他的行为飘忽不定，当时的人没有谁能够知道他的隐情。

有一天，他从天竺国出发，一直到达扶南，历经波涛涌的大海，才又到了交州，广州一带，一路上，他的灵异行为不断出现。后又继续北上，到了襄阳，又打算北渡，撑船老板看见这个梵僧，衣服破烂不堪，轻蔑地瞧了瞧他，不让他坐船。船老板撇下他，就启航北行。谁知披风斩浪航船抵达北岸码头。船老板回头一看，那位梵僧也己登上岸边。船老板瞪眼张口“呵”了一声，其它行人眼见梵僧后，面面相觑，都说不出话来。

耆域，继续前行，忽然看见当路有两只老虎。这两只老虎都没了耳朵，并且掉了尾巴。耆域走上前去，用手摸摸两只老虎的额头，老虎张目看看他，就下道向山中去了。这时，河边、路边围观的人很多，一时，都很惊奇地看着这个人，等到他又上路时，这些围观的人才又纷纷议论起来。

耆域是在晋惠帝末年（公元306年）到达洛阳的。他在襄阳的奇异行为，很快传到了洛阳。这一天，洛阳城的僧人，都出寺院迎接这位天竺奇僧，一般老百姓都到大街上安然盘坐，垂头闭目，没有一丝表情。

不久，白马寺住持接耆域在寺中挂单，暂时住了下来。

耆域有一套高超的预测人生的高术。佛教讲究因果报应，此生是前生托生的，而耆 域却能预测出前生是什么托生的。有一次，有两位僧人叫他预测，一位叫支法渊，一位叫竺法兴。二僧人，话音刚落地，耆域就指着支法渊说：“你的前生是牛。”又指着竺法兴说：“你的前生是人。”说得两位僧人哈哈大笑。

耆域的弘法传教，注重自己身体力行。他从天竺到中国来，穿了一身破旧的素色僧装，认为这是佛教僧人的本色。他到洛阳后，看不惯洛阳僧人穿着华丽的僧装，口里不时说着讥讽的话，当时，有不少僧人，改换为素装，耆域见了很高兴，连连说“好！好！”

耆域在洛阳僧人的引导下游览了洛阳城。当他看到洛阳那宏伟壮观的宫城时，便说：“这简直是天竺国的忉利宫，只不过那是西方，这是东方罢了。”随后，又对沙门耆都密说：“我想，担任这座大宫殿的大匠工，大概是从忉利天来的吧？宫殿建成后，他一定要回到天上去了。”说罢，耆域指着宫殿说：“这座大殿的屋脊瓦下面，安有一千五百个会起动的小机器。”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这人哪！”不再说了。

耆域到洛阳前，洛阳城早就流传着宫城大殿屋脊瓦下面安装有会活动的小东西，这东西究竟干什么用，谁也说不清楚，有不少人曾往坏处想。不过，有可靠消息说，宫殿建成后，这个大匠工不久就被害死了。

二 奇医妙术 人愈树青

耆域在洛阳把他的绝招都用出来了，尤其是他给人看病的一招。

这时衡阳太守，南阳人滕永文在洛阳述职，寄住在满水寺。忽然得病，己经有一年了还不见轻，两脚经常痉挛蜷屈，不能起身走路。这一天，特请耆 域到寺中给滕永文看病。耆 域看到滕永文后，说：“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于是，叫人倒了一杯净水，折了一根柳条。他拿着杨柳枝，沾着水，举起来朝着滕永文身上绕着，口里还念念有词。这个动作，连续作了三次。接着，用双手握着滕永文的两膝，同时说：“起来，起来！”话音一落，滕永文就立即站起来走起路了，和他无病时一样，轻松自如。

耆域不但能给人治病，还能给树治病。洛阳满水寺院内有数十株思维树，原来枝叶繁茂，树干参天，两年前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叶落枝枯，都成了孤单单的光干了。当滕永文走起路来对耆域表示感谢时，无意中提到了这几十棵思维树。耆域问：“这些树死有多长时间了？”永文答：“两年多了。”耆域便走到树前，向着树念念有词，念着念着，棵棵树便开始从枝头透出嫩芽，嫩芽慢慢伸大，不到一刻功夫，满树绿叶丛生，随风招展，似乎都在向耆域招手表示谢意。寺内外僧俗人等都跑来看新景，一时惊动洛阳城。

洛阳市衙尚方署中有一个身患重病将死的人，家属听说耆域是神医，就请分他来医治。耆域手拿应器放在病者的腹部上，并用白布覆盖着，然后口中念念有词，一直念有几千字的时候，忽然屋内充满一股扑鼻的臭气，这个病人说：“我活了，我活了。”耆域立即叫人把病人腹部上覆盖的白布去掉，发现应器中有好几升像是污水坑中的淤泥，臭不可近。病人随即康复了。

三 留偈味深 辞谢洛阳

洛阳不久发生“永嘉之乱”耆域打算辞别洛阳，返回天竺。

洛阳城中有个沙门叫竺法行的，是僧中的姣姣者。当时人把他比作高雅人乐令。他和耆域有交往，甚得耆域赏识，困此二人感情深厚，听说耆域要走了，心中恋恋不舍，于是，他请求耆域 说：“可以跟众僧会一会面吧？”

当众僧都会聚在讲经堂时，耆域升上高座，面对众僧，朗声诵道：

“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

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

诵毕，便进入禅默。竺法行停了一会儿，重向耆域请求说：“愿上人应再教给我们没有学过或听说过的东西，如刚才老师诵咏的那首偈诗，就连八岁小孩子也会谙诵，到背如流，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得道人呵！”耆域笑着说：“八岁小孩会背诵，百岁之人不能施行，会背诵 有什么用处？社会上的人都知道尊敬得道的人，却不知道，施行了自己也会得道的。我的话虽然很少，但对施行的人来说，那收益也是够多的了。”于是，他走下讲堂，辞别了众僧。

洛阳城中，凡是得益或崇拜耆域的，都纷纷延请他。耆域是有请必往。第二天，延请耆域的五百家中都有耆域。开始时，耆域说先到他家，等到开延时，耆域说：“到了，到了！”后来，大家相互一问，才知道耆域 有分身术，洛阳人越发感到奇怪了。

这天风和日丽，耆域要离开洛阳了，洛阳各路僧俗，排着长队护送恩僧耆域一直到河南城。耆域在河南城西门外，面向东方，双手合十，连连点头，感谢洛阳僧俗各界。然后转身西向，大家都看着他慢慢地启步走了，有不少人，想继续送行，但就是赶不上，耆域只好用禅杖在当路划了一条横线说：“就在这里相别吧！”耆域一转身上路了，瞬息间，不见了踪影。

这一天，有一个从长安回来的洛阳人说，他在长安城内的一座寺院里，见到了耆域，二人还相互问候。

这一天黄昏时节，洛阳商人胡湿登在流沙城见到了耆域 ，二人也以礼相问候。计算起来，耆域己日行九千余里。

耆域回到天竺后，不知所终。

西域健行僧人——犍陀勒

在佛教的僧人中，有的炼就了一身健步如飞的功夫，内中必有真伟传秘诀，但也必须苦炼，都非一朝一夕所成。当人们看到的时候，似乎是“得来并不非功夫。”请看健行僧犍陀勒的事迹，就知道了。

犍陀勒，西域僧人，在周游西域各国后，又东渡华夏，最后在洛阳大市寺住了下来，一转眼有十多年了。

洛阳僧俗都爱听犍陀勒讲经说法，也都十分敬仰他的高风这亮节，但没有人能真正说出他的底细来。

有一天，犍陀勒在讲经说法后，对众僧说：“洛阳东南有一座盘至山，山上原来有座古寺，现在寺己全毁，而寺址犹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去看一看，或者说把它修复起来。”

众僧人一开始不相信犍陀勒老师的话，因为洛阳僧人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盘至山有座寺院。众僧人，不好意思当老师的面，提出反对意见，但都知道犍陀勒老师能预知别人不知晓的事情。于是，众僧人商量着派几个僧人到盘至山前去调查一下，验看个究竟。谁知，犍陀勒师知道了众僧的安排，便决定同众僧一起前去盘至山。

这一天，天高气爽，秋风拂拂，犍陀勒师一行人，早饭用过，便兴致勃勃地离开寺院，向东的大道走去。

中午过后，他们进入林木葱茂，山果累累的盘至山腰，在一处四面平坦的地方，犍陀勒查看后，示意僧友们说：“这里就是古寺的基础呵。“僧友们用带来的工具，照着犍陀勒指示的地方就立刻挖了起来，不一会儿，在二尺多深处，探出了青石条铺的石基。众僧友高兴极了，看看犍陀勒师不露容色的表情，越发对老师尊敬了。

犍陀勒看着众僧友的高兴劲儿，在这块地表没有作任何痕迹的平地上，又给他们指出了山门和各层大殿的位置，尤其是指示到这里是讲经堂那处是僧舍址时，众僧友很想当面验看。犍陀勒同意，立即又挖掘 了起来。不大一会儿，这两面三刀处的地基都裸露出来了。众僧友十分惊叹犍陀勒师的预测功夫。

犍陀勒回到洛阳后，商量着要在山青水秀的盘至山恢复这座寺院。

一年后，盘至山寺院，修复一新，洛阳众僧都推荐犍陀勒为该寺寺主。洛阳远近的僧俗，都慕名前去盘至山寺，听经传法，弘扬佛法。

盘至山约距洛阳有一百余里远。犍陀勒师每天被邀要到洛阳各寺讲经说法，但他决定不住洛阳，仍回盘至山。所以，他每天一早就起身去洛阳，不误讲经时间，一到黄昏，就到洛阳大街上化一钵油，回寺点灯，就这样，长年累月，不曾间断过。

洛阳僧俗中，也有健步疾行的人，总想给犍陀勒比试一下快慢程度，这一天黄昏，犍陀勒准备返回盘至山。有一人在犍陀勒后边，紧紧跟着如飞马奔跑，直跑得气喘嘘嘘，通身大汗，才跑了一半路，就叫苦不迭：“跟不上啦！”

犍陀勒，轻松自如，不快不慢地回过头看看这个精疲力尽的人说：“来，来，拉住我的袈裟角。”这人赶快照办，随后这个人只听大风在耳边呼呼作响，顿失疲倦，转眼见，和犍陀勒一同到了盘至山寺，僧人们便接过油钵点燃了油灯。山寺中荡漾着幽扬的诵经声。

犍陀勒在洛阳和盘至山传法讲经数十年，后不知去向。

写经僧人——安慧则

在佛教僧人中，书法大家不乏其人，而以正楷书写经书、字体如豆、辨识清晰而载之于籍的，恐怕只有西晋僧人安慧则了。

安慧则，出生地和氏族不详。少年时，性格反常，他的思惟特别敏捷远远起过常人，谈论天下时事，历史人物，听者无不佩服。安慧则有一手好写，尤其是正书写得极不寻常，不少富贵之家请他写幅，他有求必应。

晋怀帝永嘉年间，天下流行瘟疫，安慧则昼夜祈祷，愿患疫百姓早日康复，一方面亲临疫区为患民治病，所到之处，受到患者及其家人的亲切欢迎。

这一天，安慧则早出寺门，履行给患者治病。不知不觉走到一个拐弯处，发现路边有两块石头，形状象瓮一样，口朝上摆着，安慧则看到后，很是诧异，于是，就走近它，拿起来一看，发现里边还有水，摇晃一下，里面晃晃当当，发出水的响声。安慧则一想，这一定是佛安排的，是给病人用的。他把两块石头用袋子装着搭在肩上。到了一个患者家里，先倒了半匙让病人喝下去果然立刻痊愈。安慧则便走家串废物户，让一个个患者饮用，结果救治了好多患者。

安慧则，后来到了洛阳，住在洛阳大市寺。诵经之余，他用狼毫小楷在黄绢上书写《大品经》一部，合为一卷，字体形如小豆一样大，但一般人都能看清楚，总共写了十几本。其中一本送给了汝南周仲智的妻子胡母氏供养。胡母氏后来带着这部经卷到了江南。有一次，胡母氏的住家失了火，风吹火盛，来不及抢救经卷，胡母氏哭天抢地痛苦万分。待火息后，胡母氏一点希望也没有地想在灰烬中查找到一点那怕烧剩的片纸痕迹，也得保存下来，受到安慰。就这样漫无目的的扒找着，谁知在灰烬 深处扒出来了第一轴本，还是那样黄亮亮的颜色，齐整整地完好无损。胡母氏高兴极了，全家以及所有邻居都感到震惊。一时广为流传，有不少心肠不好，行为不端的人，也都改邪归正，有的也就信起佛来。

这部经火无损的经卷，后来藏在建业简净寺住持首尼处。